论莫扎特 罗曼·罗兰
我最近把莫扎特的书信重新读了一遍，那是由亨利·特·居仲先生译成法文，而所有的图书馆都应该置备的： 那些信不但对艺术家极有价值， 并且对大众都有裨益。你一朝念过以后，莫扎特就能成为你终生的朋友；你痛苦的时候，莫扎特那张亲切的脸自然而然会在你面前浮现；你可以听到他心花怒放的笑声，又有孩子气，又有悲壮意味的笑声，不管你怎样悲伤，一想到他欣然忍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你就会觉得自己一味浸在悲哀里头是大可惭愧的了。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消逝已久的美丽的小影，给它复活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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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，是他那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健康，想到他受着病魔侵蚀的身体，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惊讶了。——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机能都得到平衡，而且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平衡：一颗样样都能感受，样样都能控制的灵魂；一种镇静的、甚至心里有着最深刻的感情（例如母亲的死，对妻子的爱）的时候令人觉得冷酷的理智，那是一种目光犀利的聪明，能抓握群众的趣味，懂得怎样获得成功，懂得一方面保持自己骄傲的天性，一方面把这个天性去适应社会，征服社会的聪明。所谓各种机能的平衡，就是这些因素的平衡。
这种精神健康，在一般性情很热烈的人是不大会有的，因为热烈必然是某种感情到了过分的程度。所以莫扎特具备所有的感情而绝对没有激烈的感情，除了骄傲；这是一个可怕的例外，但骄傲的确是他天性中极强烈的情绪。
有个朋友对他说（1781年6月2日）：“萨尔斯堡总主教认为你浑身上下都是骄傲。”
他自己也绝对不想隐瞒，谁要是伤了他的傲气，他就显出他和卢梭是同时代的人，会拿出共和国民的高傲的态度来答复人家：“使人高贵的是心；我不是伯爵，但也许我的灵魂比伯爵高尚得多；当差也罢，伯爵也罢，只要侮辱了我，他就是一个坏蛋。”
有一天，奥格斯堡两个爱取笑的人挖苦莫扎特获得金马利十字勋章，莫扎特回答说:“很奇怪的是，要我得到你们能得到的所有的勋章，比着要你们成为我容易得多，即使你们死过去两次，复活两次，也是没用……”他在信中述及此事，又加上两句：“我为之气愤交加，怒火中烧。”
另一方面，他喜欢收集人家恭维他的话，详详细细的在信里报告。
他在1782年8月2日的信中说：“高尼兹亲王对大公爵提起我的时候，说这样的人世界上一百年只能出现一次。”
所以他的傲气一受损害，他就愤恨之极。他为了不得不替王侯服务，觉得很痛苦。“想到这点，我就受不了。”（1778年10月15日信）受了萨尔斯堡大主教侮辱以后，他浑身发抖，走在街上摇摇晃晃象醉汉一样，回到家里，不得不躺上床去，第二天整个早上还是极不舒服。他说：我恨大主教，简直恨得要发疯了。”（1781年5月9日信）——谁要得罪了我，我非报复不可，倘使我回报他的没有比他给我的更多，那只能说是还敬，而不是教训。”（17错，那是一个父亲写的，可不是我的父亲写的。”（1781年5月19日信）
他是没有得到父亲同意就结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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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掉了骄傲这股巨大的、独一无二的激烈的情绪，你所看到的就是一颗和蔼可亲，笑靥迎人的灵魂。他是活泼的，时时刻刻都在流露的温情，纯粹象女性，甚至于象儿童，使他喜欢流泪、傻笑、说疯话，和多情的小娃娃一样作出疯疯癫癫的事。
往往他还有一股永远兴高采烈的劲儿：对无论什么都大惊小怪地觉得好玩；老是在活动、唱歌、蹦跳；看到什么古怪的，或者往往并不古怪的事，便弄些有意思的，尤其是没有意思的，有时还是粗俗的，但并不缺德的，也不是有意的恶作剧，说些毫无意义的字儿，让自己发疯般狂笑一阵。
他在1769年的信中说：“我简直乐死了，因为这次旅行太好玩了~！……因为车厢里热得很！……因为我们的马夫挺好，只要路稍微好一些，他就把牲口赶得很快！”
这一类莫名其妙的兴致，这种表示精神健康的欢笑，例子多至不胜枚举。那是旺盛而健康的血在那里活动：他的敏感绝无病态的意味。
“今天我在这儿大教堂的广场上看见吊死四个坏蛋。他们这儿吊死人的方法是和里昂一样的。”（1770年11月30日信）
他不象近代艺术家有那种广泛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。只有爱他的人，他才爱，就是说他只爱他的父亲，妻子，朋友；但他是一往情深的爱着他们的；提到他们的时候，他自有一种温柔的热烈的感情，象他的音乐一样把人家的心都融化了。
“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妻子和我都哭得象泪人儿，大家都为之感动，跟我们一起哭了。”（1782年8月7日信）
他是个极有情义的朋友，只有穷人才可能做到的那种朋友：
“世界上只有穷人才是最好最真实的朋友。有钱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做友谊。”（1778年8月7日信）
“朋友！……只有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只想为朋友好，竭尽所能使朋友快活的人，我才认为有资格称为朋友。”（1778年12月18日信）
他给妻子的信，尤其在1789-1791年中间的，充满着甜蜜的爱情和狂欢的兴致。那个时期是他一生最困苦的时期，象他所说的“老是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挣扎”，又是病，又是穷，又有种种的烦恼；但这些都不能把
他狂欢的兴致压下去。而且他也不是象我们所想的，特意鼓足勇气来安慰他的妻子，不让她看到真实的处境；那是莫扎特不由自主的，情不自禁的需要痛痛快快的笑；即使在最惨痛的情形之下，这种笑的需要也非满足不可。但莫扎特的笑是和眼泪很接近的，那是抱着一腔柔情的人必然有的，乐极而涕的眼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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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快乐的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象他的那么艰苦。那是一场无休无歇的，跟贫穷与疾病的斗争。这斗争到他三十五岁才由死亡加以结束。那末他的快乐是从何而来的呢？
第一是从他的信仰来的。他的信仰没有一点儿迷信的成分，而是富于智慧的、坚强的、稳固的，非但没有被怀疑动摇，便是极轻微的怀疑也不曾有过。他的信仰非常恬静，和平，没有狂热的情绪，也没有神秘气息，他只是真诚的相信着。父亲临死以前，莫扎特在信中和他说：
“我希望得到好消息，虽然我已经养成习惯，对什么事都预备它恶化。死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终极，所以我多年来和这个真正的最好的朋友已经相熟到一个程度，它的形象非但不使我害怕，反倒使我镇静，给我安慰。我感谢上帝赐我幸福……我没有一次上床不想到也许明天我就不在世界上了；然而认识我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说我的生活态度是忧郁的或是悲观的。我有这种福气，真要感谢上帝，我真心祝望别人也有这种福气。”（1787年4月4日）
这是他以永恒的生命为归宿的幸福。至于尘世的幸福，他是靠了亲人对他的爱，尤其是靠了他对亲人的爱得到的。
他写信给妻子的时候，说，“只要我确实知道你生活周全，我所有的辛苦对我都是愉快的了。是的，只要知道你身体康健，心情快活，那末我即使遇到最困苦最为难的境况也不算一回事。”（1791年7月6日）
但他最大的快乐是创作。
在一般精神骚动的病态的天才，创作可能是受难，他们往往千辛万苦，追求一个不容易抓握的理想，在一般象莫扎特那样精神健全的天才，创作是完美的快乐，那么自然，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享受。对于莫扎特，作曲和演奏，是跟吃、喝、睡眠，同样不可缺少的机能。那是一种生理的需要，而且有这个需要也很幸福，因为这需要时时刻刻都能得到满足。
这一点，我们必须认清，否则就不容易了解他书信中提到金钱的段落：
“告诉你，我唯一的目的是尽量挣钱，越多越好；因为除了健康以外，金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”（1781年4月4日）
这些话，在一般高雅的人听来未免显得俗气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莫扎特到死都缺少钱，——因为缺少钱，他的自由创作，他的健康，老是受到损害；他永远想着，也不得不想着成功和金钱；有了这两样，他才能获得解放。这不是挺自然的吗？假如贝多芬不是这样，那是因为贝多芬的理想主义给了他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非现实的世界；何况他还有一些有钱的保护人维持他的日常生活。但莫扎特是着眼于生活，着眼于尘世和实际事物的。他要活，他要战胜；结果他至少是战胜了，但能否活下去不是他作得了主的。
奇妙的是，他的艺术老是倾向于争取成功，同时却绝对不牺牲他的信仰。他写作乐曲的时候，始终注意到对群众的效果。然而他的音乐决不丧失尊严，只说它要说的话。在这一方面，莫扎特得力于他的机智、聪明和嘲弄的心情。他瞧不起群众，然而他自视甚高。所以他永远不对群众作一些会使他脸红的让步；他把群众蒙住了，他能支配群众。他使听的人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，其实他们只有听到作者特意写来博取掌声的段落，才报以掌声。他们了解与否，对莫扎特有什么相干？只要作品能成功，使作者有办法从事于新的创作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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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扎特在一七七七年十月十日信中说：“创作是我唯一的快乐，唯一的嗜好。”
这个幸运的天才仿佛生来就是为创造的。历史上很少见这样旺盛的艺术创造力。因为莫扎特的得心应手，一挥而就的才华，不能与洛西尼那种不假思索的铺陈混为一谈。——巴赫是靠顽强的意志写作的，他对朋友们说：“我是被逼着用功的，谁和我一样用功，就会和我一样的成”——贝多芬永远和他的天才肉搏，朋友们去看他而正碰上他在作曲的时候，往往发见他困惫不堪的情形无法形容。兴特勒说：“他脸上的线条都变了样，满头大汗，好象才跟一支对位学家的军队作了一场恶斗。”不错，这里说的是贝多芬写作弥撒祭中间的“吾信吾主”的一章；但贝多芬老是拟稿、思索、删削、修改、添加，从头再来；而等到全部完成以后，又从头再来；有一支奏鸣曲，久已写好而且已经刻好版子的，他在Adagio开头的地方又加上两个音。——莫扎特可完全没有这种苦难。他心中的愿望，他实际上都能做到，而且他只愿望他所能做到的。他的作品有如生命的香味：正如一朵美丽的花，只要拿出劲来活着就是了。创作在于他是太容易了，不但双管齐下，有时竟是三路并进，无意中表现出他的不可思议的，惊人的手腕。1782年4月20日，他写作一支赋格曲，同时还在写一支序曲。某次音乐会预定他演奏一支新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；他在上一天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，急急忙忙写了小提琴部分，没功夫写钢琴部分，更没时间和合奏的人练习一次；第二天，他把脑子里作好的钢琴部分全部背出来演奏。（1781年4月8日）——这种例子不过是百中之一。
一个这样的天才，在他的艺术领域内自然无所不能，而且在各个部门中都发展得同样完美。但他特别适宜于写作歌剧。我们不妨把他主要的特征重述一遍：他有的是一颗完全健康而平衡的灵魂，一颗平静的、没有热情的风暴、可是非常敏感、非常婉转柔顺的心，受着坚强的意志控制。这样的一个人假如能创造，必然比别人更能用客观的方式表现人生。热情的人精神上有种迫切的要求，无论作什么非把自己整个放进去不可。莫扎特可完全不受这种要求的牵掣。贝多芬的作品，每一页都是贝多芬；这也是最好不过的，因为没有一个英雄能象贝多芬那样引起我们兴趣的。但在莫扎特，由于他的感觉、温情、细致的聪明、自我的控制等等的优点混合得非常和谐，所以天生的长于抓握别人心灵中许多微妙的变化；并且他对当时贵族社会的形形色色感到兴趣，能够把那个社会活生生的在他的音乐中再现出来。他的心是平静的，没有任何渴求满足的声音在心中叫喊。他爱人生，也善于观察人生；要把人生照他所看到的在艺术中刻划出来，他不需要费什么力气。
他最大的荣誉是在歌剧方面，这是他早知道的。他的书信证明他特别喜爱戏剧音乐：
“只要听见人讲到一出歌剧，只要能够上戏院去，听见人家歌唱，我就乐不可支！”（1777年10月11日信）
“我有一个无法形容的愿望，我想写一出歌剧。”
“我羡慕所有写作歌剧的人。听见一个歌剧的调子，我就会哭……写歌剧的愿望是我一刻不能忘怀的。”（1778年2月2日与7日信）
“对于我，第一是歌剧。”（1782年8月17日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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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我们谈谈莫扎特对歌剧的观念。
莫扎特纯粹是个音乐家。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学修养的痕迹，更不象贝多芬那样的注意文学，老是自修，而且成绩很好。我们甚至不能说莫扎特主要是个音乐家。因为他只不过是音乐家。——所以对于在歌剧中需要把诗歌与音乐融和为一的难题，他用不到多所踌躇。他用一刀两断的方式解决了，凡是有音乐的地方，决不许有竞争的对象。
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信中说：“在一出歌剧中间，诗必须绝对服从音乐。”
他又说：“音乐居于最高的主宰地位，叫人把旁的东西都忘了。”
可是我们不能就认为莫扎特不注意歌词的脚本，不能认为音乐在他是一种享受，歌词只是音乐用来借题发挥的材料。相反，莫扎特深信歌剧必须真实的表现情感和性格；但表现的任务，他是交给音乐，而非交给歌词的，因为他是音乐家，不是诗人；也因为他的天才不愿意把他的作品和另外一个艺术家平分。
“我不能用诗句或色彩表现我的感情和思想，因为我既非诗人，亦非画家。但我能用声音来表现，因为我是音乐家。”（1777年11月8日信）
因此，诗歌的责任在于供给一个组织完美的布局，供给一些戏剧化的场面，“富于服从性的歌词，专为音乐写的歌词。”（1781年10月13日信）余下的，据莫扎特的意见，都是作曲家的事；作曲家所能运用的语言，和歌词同样准确，虽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准确。
莫扎特写作歌剧时的用意是毫无疑问的。他对歌剧《伊多曼纳》和《后宫诱逃》中好几个段落都曾亲自加以注释，很明白的显出他很聪明的努力于心理分析：
“正当奥斯门①的怒气愈来愈盛，听众以为歌咏调快要告终的时候，节奏不同与音色不同的Allegro as-sai，一定能产生最好的效果；因为一个这样狂怒的人是越出一切界限的，他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；所以音乐也应当变得面目全非。”（1781年9月26日信）
提到同一剧中另一歌咏调的时候，他说：
“惊跳的心是预先由小提琴用八度音程宣告的。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战栗和迟疑不决，可以看出由一个crescendo所表现的心绪的紧张；大家也能从加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和一个长笛的齐奏（Unison）上，听到隅语和叹息。”（1781年9月26日信）
这种力求表情真实的功夫做到哪一步为止呢？——是不是会有止境的呢？音乐是否永远能够，如莫扎特所说的，“象一颗情绪高涨的心的跳动”呢？——是的，只要这种心的跳动始终保持和谐。
因为莫扎特只是一个音乐家，所以他不许诗歌来指挥音乐，而要诗歌服从音乐。因为他只是一个音乐家，所以戏剧的场面一旦有了越出高雅趣味的倾向，他也要它听命于音乐。
他在1781年9月26日信中说：“因为感情——不论是否激烈——永远不可用令人厌恶的方式表现，所以音乐即使在最惊心动魄的场面中也永远不可引起耳朵的反感，而仍应当使它入迷，换句话说，要始终成为音乐。”
可见音乐是人生的绘画，但这人生是经过净化的。反映心灵的歌词，必须对心灵有诱惑的力量，但不能伤害皮肉，“引起耳朵的反感”。音乐表现生命，但是是一种很和谐的表现。
这种情形，不但在莫扎特的歌剧是如此，在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①。虽然他的音乐表面上象是刺激感官的，其实并不然，它是诉之于心灵的。莫扎特的音乐永远表现某一种感情或是某一种热情。
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莫扎特所描写的感情往往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在别人心中观察得来的。他自己心中并没有这种感情，而是在别人心中看到这种感情。——他倘若不亲自说出来，我们简直不会相信：
“我想完全根据罗斯小姐来作一曲andante。一点都不会错：andante怎么样，罗斯小姐便是怎么样。”（1777年12月6日信）
莫扎特的戏剧意识既如此之强，所以他在一些最不需要戏剧意识的作品中，就是说在一般音乐家尽量把自己的个性和梦想放进去的作品中，也流露出戏剧意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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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放下莫扎特的书信，让他音乐的浪潮把我们带走罢。他整个的灵魂都在他的音乐中间。我们一听，就能发觉他的本质，——他的柔情与聪明。
到处都有他的柔情与聪明：所有的感情和思想，都被这两样包裹着，浸淫着，象一道柔和的阳光般沐浴着。因为这缘故，他描写反派角色从来不成功，而且他也不想在这方面成功。只要想到《莱奥诺拉》中间的暴君，《自由射手》中魔鬼般的人物，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中可怕的英雄，我们就可以由贝多芬，韦柏和瓦格纳的例子，相信音乐是很能表现并引起仇恨与轻蔑的。但正如莎士比亚的《十二夜》中的公爵所说的，音乐主要是“爱的养料”，而爱也是音乐的养料。莫扎特的音乐就是这样。因为这缘故，喜爱他的人把他看作亲人一般。并且他是用多好的礼物回敬他们的！仿佛是连续不断的柔情和长流无尽的爱，从他那颗仁慈的心中流到他朋友们的心中。——他很小的时候，对于感情的需要就到了病态的程度。据说他有一天突然问奥国的一位公主：“太太，您喜欢我吗？”她故意和他打趣，回答说不；孩子便伤心得哭了。——莫扎特的心始终是儿童的这一类天真的央求，永远用着“我爱你，你也爱我罢”这种温柔的音乐，重复不已的提出来。
因此他老是歌咏爱情。便是抒情悲剧中一般公式化的人物，淡而无味的字句，千篇一律的殷勤献媚，也被作者温暖的心感染了，显出独特的口吻，一些心中有所爱恋的人，至今还觉得这口吻可爱。但莫扎特所歌咏的爱没有一点儿狂热的气息，也没有浪漫底克意味；他歌咏的只是爱情的甜蜜或是爱情的惆怅。莫扎特一生都不能容忍狂热的感情，他创造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为了狂热的感情而心碎肠断的。《唐·璜》中阿娜的痛苦，《伊多曼纽》中哀腊克脱拉的嫉妒，跟贝多芬和瓦格纳创造的妖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莫扎特在一切激烈的感情中，只有骄傲与愤怒两项。最突出的激烈的感情——狂热的爱，——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。就因为此，他全部的作品才有那种无可形容的清明恬静的特征，我们这时代，艺术家们有一种倾向，只用肉体的粗暴的情欲，或是用歇斯底里的头脑制造出来的、虚伪的神秘主义，使我们认识爱情；相形之下，莫扎特的音乐所以能吸引我们，不但由于它对爱情有所知，还因为它对爱情有所不知。
可是他心中的确有溺于感官的素质。他没有格利格与贝多芬那么感情热烈，但比他们更重视生理的快感。他不一个日耳曼的理想主义者；他是萨尔斯堡人（萨尔斯堡在维也纳到佛尼市去的路上），倒比较的近于意大利人。他的艺术有时令人想起班吕更①笔下的那些美丽的天使长，他们的嘴生来不是为祈祷的，而是为别的用处的。莫扎特的气魄比班吕更大得多；为了歌唱信仰，他会找到另外一些动人的口吻。只有一个拉斐尔，可以同这种纯洁而又取悦感官的音乐相比。例如他歌剧中那些被爱情所沉醉的人，《魔笛》中的王子泰米诺，他的情窦初开的心灵，自有一种童贞的新鲜气息；——《唐·璜》之中的才丽娜；——《后宫诱逃》中的公斯当斯；——《费加洛婚礼》中的伯爵夫人所表现的惆怅与温柔，苏查纳的富有诗意与肉感的梦想；——“她们都是这一套”（Cosi fan tutte）中间的五重唱与三重唱，好比和煦的风吹在一片紫罗兰的田上，带来一阵幽香；——还有许多别的柔媚的境界。但莫扎特的心几乎永远是天真的；被他的诗意接触之下，什么都变了，听了《费加洛婚礼》的音乐，我们再也认不出法国喜剧中那些漂亮，可是枯索的、腐化的人物。罗西尼的没有深度的华彩，倒和菩玛希的精神接近得多。莫扎特歌剧中希吕彭，不象是菩玛希剧本里
的人物，而差不多是新创造出来的：一颗心被爱情的神秘的呼吸包裹之下，必有销魂荡魄和烦躁不安的境界，莫扎特的希吕彭就是把这些境界表达出来了。暧昧的场面（例如希吕彭在伯爵夫人房内一场），在莫扎特的健康与无邪的心中失掉了暧昧的意味，只成为一个发挥诙谐的对白的题材。莫扎特的唐·璜与费加洛，和我们法国作家笔下的唐·璜与费加洛是有天渊之别的。法国人的性格使莫利哀在不做作、不粗暴、不滑稽的时候，也还带些辛辣的成分。菩玛希的精神是冷冰冰的，寒光闪闪的。莫扎特的精神和这两位作者完全不同；它绝不给人辛辣的回味，它毫无恶意，只因为能够活动，能够活着，能够忙碌，能说些疯话，作些傻事，能享受世界，享受人生而觉得快乐；莫扎特的精神是被一片爱的情绪浸透了的。他的人物都是可爱的，用嘻笑与胡说八道来麻醉自己，遮盖藏在心坎中的爱的激动。莫扎特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啊！要是人家能看到我的心，我是差不多会脸红的。”（1790年9月30日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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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沛的快乐自然会产生滑稽。莫扎特的精神上就有大量的滑稽成分。在这一点上，意大利的滑稽歌剧和维也纳人的趣味这双重影响，一定对他大有关系。这是他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，大可略而不谈。不过我们也很容易了解：除了精神之外，肉体也有它的需要；等到心中的快乐往外泛滥的时候，自然会有滑稽的表现。莫扎特象儿童一样的恣意玩乐。《唐·璜》之中的雷包兰罗，《后宫诱逃》中的奥斯门，《魔笛》中的巴巴日诺，都是使莫扎特觉得好玩，甚至于因之而乐不可支的人物。
他的滑稽有时可以达到神妙的境界，例如唐·璜这个人物和这出称为滑稽歌剧的整出歌剧。这儿的滑稽，简直渗入悲壮的行动之内：在将军的石像周围，在哀尔维尔的痛苦周围，都有滑稽成分。求情的半夜音乐会便是一个滑稽场面；但莫扎特处理这场面的精神使它成为一幕高级的喜剧。唐·璜整个的性格都是用极灵活的手腕刻划的。那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是个例外；或许在十八世纪的音乐艺术中也是一个例外。直要到瓦格纳，乐剧中间才有生命如此真实、如此丰富，从头至尾如此合于逻辑的人物。奇怪的是，莫扎特居然会这样有把握的，刻划出一个怀疑派的，生活放荡的贵族的性格。但若细细研究这个唐·璜的很有才华的、带着嘲弄意味的、高傲的、肉感的、易怒的那种自私自利，（他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人，而非传说中那个傲慢的西班牙人，也不是路易十四宫廷中那个性情冷淡，不信宗教的侯爵），我们可以发觉唐·璜的特性在莫扎特的灵魂深处无不具备，莫扎特在精神上的确感到宇宙一切好好坏坏的力量都在他灵魂深处
抽芽。我们用来描写唐·璜特性的辞汇，没有一个不是我们早已用来说明莫扎特的心灵和才具的。我们已经提到他的音乐取悦感官的成分，也提到他爱好嘲弄的性情。我们也注意到他的骄傲，他的怒气，以及他那种可怕的、但是正当的自私自利。
因此，说来奇怪，莫扎特的确具备唐·璜那种气魄，而且能够在艺术中把那种性格表现出来，虽则那性格以全体而论，以同样的原素的不同的配合而论，和莫扎特的性格是距离极远的。连他那种撒娇式的柔情，都在唐·璜的迷人的力量上表现出来了。这颗善于钟情的灵魂，描绘一个罗密欧也许会失败，但唐·璜倒是他最有力量的创作。一个人的天才往往有些奇怪的要求，从而产生这一类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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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一般有过爱情的心和一般平静的灵魂，莫扎特是最好的伴侣。受难的人是投向贝多芬的怀抱的，因为他最能安慰人，而他自己是受了那么多苦难，无法得到安慰的。
可是莫扎特也同样的受到苦难的鞭挞。命运对他比对贝多芬更残酷。他尝过各种痛苦，体会到心碎肠断的滋味，对不可知的恐怖，孤独的凄惶与苦闷。他表现这些心境的某些乐章，连贝多芬与韦柏也不曾超过。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他为钢琴写的几支幻想曲和b小调Adagio。在这儿，我们发见了莫扎特的一股新的力量，而我称之为特殊秉赋的。我并非说除了这些作品以外，我们还没有领教过他的特殊秉赋。但我所谓的特殊秉赋，是那股在我们的呼吸之外的强大的呼吸，能把一颗往往很平庸的灵魂带走，或者跟它们斗；这是在精神以外而控制精神的力量，是在我们心中的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。——至此为止，我们所看到的莫扎特只是一个富有生气，充满着快乐和爱的人；不管他把自己蜕变为哪一种灵魂，我们始终能看出他来。——但这儿，在刚才所说的乐曲中，我们到了一个更神秘的世界的门口。那是灵魂的本体在说话，是那个无我的，无所不在的生命在说话，那是只有天才能表达的，一切灵魂的共同的素质。在个人的灵魂与内在的神明之间，常常有些高深玄妙的对白，尤其在受创的心灵躲到它深不可测的神龛中去避难的时候。贝多芬的艺术就不断的有这一类灵魂与它的魔鬼的争执。但贝多芬的灵魂是暴烈的、任性的、多变的，感情激烈的。莫扎
特的灵魂永远象儿童一般，它是敏感的，有时还受温情过盛的累，但始终是和谐的，用节奏美好的乐句歌咏痛苦，临了却把自己催眠了：泪眼未干，已不禁对着自己的艺术的美，对着自己的迷人的力量，微微的笑了（例如b小调Adagio）。这颗鲜花一 样的心，和这个控制一切的精神成为一种对比，而就是这对比，使那些音乐的诗篇具有无穷的诱惑。这样的幻想曲就象一株躯干巨大，枝条有力，叶子的形状十分细巧的树，满载着幽香扑鼻的鲜花。d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段，有一阵悲壮的气息，闪电和笑容在其中交织在一起。著名的c 小调幻想曲与奏鸣曲，大有奥令匹克神明的壮严，典雅敏慧不亚于拉西纳悲剧中的女主角。在b 小调Ad-agio中间，那个内心的上帝比较更阴沉，差不多要放射霹雳了；灵魂在叹息，说着尘世的事，向往于人间的温情，终于在优美和谐的怨叹中不胜困倦的入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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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些场合，莫扎特超升到更高的境界，摆脱了那种内心的争执，到达一个崇高与和平的领域，在那儿，人间的情欲和痛苦完全消失了。那时的莫扎特是跟最伟大的心灵并肩的，便是贝多芬在晚年的意境中，也没有比凭了信仰而蜕变的莫扎特达到更清明的高峰。
可惜这种时间是难得的，莫扎特的表白信仰只是例外的。而这就因为他信仰坚定的缘故。象贝多芬那样的人，必须继续不断的创造自己的信仰，所以口口声声的提到信仰。莫扎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；他的信心是坚定的、恬静的，他从来不受信仰的磨折，所以绝口不提信仰；他只讲到妩媚可喜的尘世，他喜好这尘世，也希望被这个尘世所爱好。但一朝戏剧题材的需要，把他的心带往宗教情绪方面去的时候，或者严重的烦恼、痛苦、死期将近的预感、惊破了人生的美梦，而使他的目光只对着上帝的时候，莫扎特就不是大家所认识而赞美的那个莫扎特了。他那时的面目，便是一个有资格实现歌德的理想的艺术家，那是如果他不夭折一定能实现：就是说，他能把基督徒的灵魂和希腊式的美融合为一，象贝多芬希望在“第十交响曲”中所实现的那样，把近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，——这便是歌德在第二部《浮士德》中间所尝试的。
莫扎特表达神明的境界，在三件作品中特别显著；那三件作品是《安魂曲》、《唐·璜》和《魔笛》。《安魂曲》所表现的是纯粹基督徒信仰的感情，莫扎特把他那套迷人的手段和浮华的风韵完全牺牲了。他只保留他的心，而且是一颗谦卑、忏悔、诚惶诚恐、向上帝倾诉的心。作品中充满了痛苦的骇怯和温婉的悔恨，充满了伟大的、信仰坚定的情绪。某些乐句中动人的哀伤和涉及个人的口吻，使我们感觉到，莫扎特替别人祈求灵魂安息的时候，同时想到了他自己。——在另外两个作品中，宗教情绪的范围更加扩大；由于艺术的直觉，他不受一个界限很窄的、特殊的信仰拘束，而表白了一切信仰的本质。两件作品是互相补足的。《唐·璜》说明宿命的力量，这力量压在一个被自己的恶习所奴役，被许多物质形象的旋涡所带走的人身上。《魔笛》所讴歌的，却是哲人们恬静而活泼的出神的境界。两件作品，由于朴素，有力和沉静的美，都有古代艺术的特色。《唐·璜》的不可动摇的宿命和《魔笛》的清明恬静，在近代艺术品中（包括格利格的悲剧在内），也许是最接近希腊艺术的。《魔笛》中某些纯净到极点的和声所达到的一些高峰，是瓦格纳的神秘的热情极不容易达到的。在那些高峰上，一切都是光明，到处只有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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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，莫扎特在这片光明中安息了。我们知道《魔笛》的第一次上演是同年九月三十日，而《安魂曲》是他在生命最后两个月中间写的。——由此可见，死亡袭击他的时候，就是说在三十五岁的时候，他才开始泄露他生命的秘密。可是我们不必诅咒死亡，莫扎特把死亡叫做他“最好的朋友”，而且直到死亡将临，死亡的气息迫近的时候，莫扎特才清清楚楚意识到幽闭在心中的一些最高的力量，才在他成就最高，写作最晚的作品中把自己交给那些力量。但我们也得想到，贝多芬三十五岁的时候，还没有写《热情奏鸣曲》，也还没有写《第五交响曲》，根本没有什么《第九交响曲》和《d调弥撒祭》的观念。
就象死亡给我们留下来的，在发展途程中天折了的莫扎特，对我们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平恬静的泉源。从法国大革命以来，激情的波涛把所有的艺术都冲刷过了，把音乐的水流给搅混了；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有时候到莫扎特的清明的天地中去躲一会，的确是很甜美的；他的清明之境，好比一个线条和谐的奥令匹克山峰，在上面可以高瞻远瞩，眺望平原，眺望贝多芬与瓦格纳的英雄与神明在那里厮杀，眺望波涛汹涌的人间的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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